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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引导设计——文化宫片区文化风貌保护提升设计评析与建议
作者简介
陈荣华，1943年4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教授级高级建筑师。1968年一1978年，担任冶金部第六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员；1978年一1985年，担任石油部四川石油局油气田建设工程公司工程师；1985年一2003年，就职于重庆市设计院，分别担任建筑师、副主任建筑师、副总建筑师、常务副总建筑师、总建筑师等职务；2003年一2014年，担任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总建筑师。
一、为市政府“2号工程”点赞
今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片区文化风貌保护与提升”作为本年度“2号工程”，足见其重视程度。为此，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门组织制定了相关的“实施导则”。并按照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模式进行招标，已确定了三个项目的承包单位。作为建筑行业的老兵，在即将进入耄耋之年能够躬逢其事，深感荣幸，为本届政府如此关注和重视建成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给予大大的点赞！应当说这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增进民族自强、促进文化自信的切实举措。如常青院士所言“在我们这个文化技术日新月异，一切都变得方兴即废、过往即他乡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文化遗产”。国际著名学者罗温塔尔曾憾叹“在快速的失去和变化的惶恐不安的社会氛围中，唯有紧紧抓住稳定的遗产，方能把住些应对的定力吧”（注1） 。
为了确保设计质量，缩短设计时间，降低工程造价，满足进度要求，特提出以下看法与建议，以供决策部门作参考。
二、设计理念的偏差是导致现存问题的根本
从中标单位提供的“文化宫片区文保、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与“园林景观公共配套设施工程设计方案”看，尽管作了不少的工作，但实际效果令人失望。首轮方案遭到评审专家和相关主管部门的一致否定。第二轮方案虽吸收了专家的一些意见并承蒙重庆市设计院提供文化宫大门、大礼堂（即后来改称的大剧院）的部分原始设计图纸而有所改进，但与应该具备的水准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究其根本原因是思想认识不到位，设计理念有偏差，导致紧随其后的设计思路与技术措施大多不得体。
大礼堂（含马鞍山片区）—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馆是重庆解放初期主政大西南的三位开国元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所主持修建，距今已有近70年的悠久历史。他们在组织领导全体军民“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热潮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小平同志曾经说“我们不但大盖生产性的工厂，也要盖一些政治性的工厂才行”（注2）。这三个项目恰好对应了政治、文化、体育三大方面，都是为了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权对国家主人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关怀。文化宫的主体建筑朴素、实用、简洁、明快而不失庄重、典雅与大气，这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一脉相通，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这三个既相对独立而又紧密关联的三个片区，构成了以西南大区文化为主，兼具民国、陪都和抗战文化的完整的“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或称“历史环境”(historic environment)的“基于史地维度”文化单元，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保护与提升，是十分明智正确的。（图一）
图一：大田湾-文化宫-大礼堂文化风貌保护区总平面图
“建成遗产”或称“历史环境”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四个方面，即：第一“纪念价值”(commemorative value)，由“历史价值”(historic value)和岁月印痕的“年代价值”（age—value）构成；第二，“当代价值”，由“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注1）
国际上经过上百年的争论达成了以上的共识，并在保护与传承方面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第一个是“保存”，遗产传承的基本前提，没有承载价值本体的保存，遗产的其他方面都无从谈起。第二个是“修复”，为遗产传承的技术支撑。现实中有不少建成遗产都被不同程度地修坏了，往往是因为对体现历史“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价值和特质没有把握到位的缘故。第三是“再生”，本意是指对遗产本体的存遗补缺或整体变形；二是指对遗产空间功用的死而复生、恢复活力，通常称为“再利用”，这是遗产保护传承的目的和归宿（注1）。
以上引述的是常青院士于2018年发表在《建筑学报》上的文章“过去与未来：关于建成遗产问题批判性认知与实践”。常青院士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头人，该文则被认为是有关这一课题最具现实性和操作性的权威论述。
对“大礼堂—文化宫—大田湾文化风貌保护与提升”必须提高到“建成遗产”—“历史环境”保护与传承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以此为理念，引导具体的设计，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关于建筑修复的建议
文化宫内现存建筑共有11处，其中属于市区两级重点文物保护的有大门、大礼堂（后改称大剧院，应改回原名）、中统楼（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驻此楼，故名)、红星亭以及列入重庆市第三批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图书馆、陈列馆(后改称展览馆，应改回原名)，这六栋建筑是本片区内最具文化价值的精华与核心。其余建筑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其后陆续修建的，应该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遗憾的是设计单位虽然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11项相关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上完全缺乏对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敬畏之心和保护意识，竟然在文物建筑上妄加装饰图案，并且以自己杜撰的以“青砖白缝”墙体为主调的所谓“大区风貌”来统一除大门和大礼堂以外所有“建筑风格”。第二轮方案，虽稍有改进，但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该做到位的没做到位，而且现有保存的文物建筑与历史建筑的全部原始设计图纸也不去认真收集，又企图以不同于之前的另一种所谓“大区风貌”来分区、统一“建筑风格”。
前已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设计团队思想站位不高，学理认知不足，保护意识薄弱，设计理念偏差从而引发技术路线和具体措施失当。
6月14日、15日，原重庆市设计院院长、著名建筑师李秉奇先生与我先后到文化宫现场作实地考察，引起了我们许多关于文化宫历史场景的回忆和感慨。不得不承认，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过度商业化的市场运作，这里已有很大的改变，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下面我将从现实情况出发，按照“建成遗产”—“历史环境”保护与传承的学理认知和实践途径对建筑项目谈谈自己的看法，以说正于相关领导、专家和读者。
对于文物建筑必须按照相关法规，依据现存的原始设计图纸，按原形式、原材料、原工艺恢复历史原貌，其中大礼堂的遗产本体不仅要修复外观，包括正立面两块浮雕，对进厅的墙面、天棚上的线脚和具有“革命文化”色彩的精美“粉塑”也应予以恢复，以展示那个时代的文化风采与价值。观众厅原来屋面用的是石棉瓦，可用与之色泽相近的铝合金瓦楞板＋聚苯乙烯复合板替代，使之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又能延长使用寿命，但不会影响遗产本体的屋顶造型、降低艺术价值。1990年代“加建”的部分，是为了“适应今天的生活”参与“城市进程”而增加的后台表演区、置景区以及化妆室、休息室、卫生间和空调机房等，应予保留。“建成遗产的多样性价值作用”，使其保护与传承具有双重的使命，不仅要推动向内的保护使命——存真收藏（curatorial impulse），而且要推动向外的发展使命——城市进程（urbanistic impulse）（注1）。为了使建成遗产得体的“活化再生”，允许经过深思熟虑并符合风貌管控要求的必要的“加建”和“扩建”。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其附属用房是在遗产本体上直接“加建”的，且围合了主体建筑的两方，应在对遗产本体历史原型作深入解析之后，按类型学原理，作协调性再生设计，不宜采用所谓“创新”的方案，这样才能突出遗产本体的价值，风险较小（图二）。
图二：文化宫大门原始立面图
对于进入保护名录的历史建筑，原创上亦应参照文保法规、依据现存的原始设计图纸和其他真实的历史信息恢复原貌。
原有的大礼堂对面的劳模光荣榜已被拆除，并在此处修了房屋，难以恢复，但可利用其墙上的电子屏幕，采用智能化的手段让游客参与，展示重庆各届各级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和风采，弘扬“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价值”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还可展示文化宫的建设历史与精美设计，讲故事，让“历史活起来”。（图三）
图三：文化宫大礼堂正立面及剖面图
红星亭景区的台地本来面积不大，却聚集了红星亭、中统楼、图书馆，陈列馆四处文保、历史建筑。但在2000年前后却在其周边临崖处修建了所谓“民俗风情长廊”、“茶馆”、“职工之家企业公司办公楼”等低俗商业建筑，将遗产本体团团围住，极不相融，失去了该景区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的优势，也剥夺了广大民众在原有观景长廊上凭栏远望、休闲赏景的权利（图四）。
这三处低劣建筑面积虽不大但害处却不小，必须拆除，而现设计方案予以保留极为不妥，原观景长廊已无迹可考。时至今日，可按照“与古为新”、“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当代材料、当代技术、当代形式语言，在台地西北侧临崖处（即今“民俗风情长廊”处）创建新的景观长廊，并将茶饮、阅读以及免费测血压、测血糖等简单医疗服务功能融入其中（其设备可由红十字会捐赠），上海杨浦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滨江景观带“人人驿站”的经验设计可资借鉴。在历史环境风貌整饬中，将“创新的冲动”融于对历史韵味的体现和拿捏是一种值得探索的高难度专业作为。做得好，可恢复本景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特有的优势，而且这种“尊重古迹”、“古今融合的创新”的做法还可反衬出遗产本体的固有价值，同时也映射出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演进。
图四：文化宫红星亭
（本景区原可凭高远眺，视野开阔，应恢复此处观景长廊）
其余建筑都是1990年及其以后修建的，已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应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立面整治，主要是清洗修缮外墙，规范雨蓬、空调外机的设置、隐蔽和美化。其中“职工文化娱乐中心”是一个附崖退台建筑，外墙色彩较深，与对面的多层退青石堡坎、绿色植物较为搭配，不宜改作“统一”的浅色调，但应强化各层屋顶绿化。
历史本是一个发展进程，随着文化的传播和科技的进步，每个时代的建筑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在历史环境的风貌整饬中不应该随意抹去时代的记忆。强制用一种风格“统一”、“协调”，反而会失去历史的记忆，也和建成遗产与历史环境保护、传承的宗旨相违背。像2000年修建的高达十二层的综合办公楼硬要在外立面上采用干挂幕墙上的方式给它穿上“高楼豪华”的外衣，不仅浪费国家资财，也不利于彰显建成遗产的价值，也与当年“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历史氛围背道而驰。
此外，建成遗产空间功用的恢复与置换，也是“活化再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恢复文化宫作为劳动人民文化体闲娱乐健身公共空间的属性，统筹安排合理使用。限于篇幅，此处从略。
四、关于园林工程
文化宫的原始总图及相关资料显示，公营重庆建筑工程公司在取得建设用地后，随即由公司设计部进行了精心规划，为了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园区内大量的砖木结构且质量较好的建筑得以保留，略加修缮。对一些妨碍总体规划的建筑以及毁损严重的其他建筑予以拆除。另规划新建了大门、大礼堂、游泳地、露天舞台、红星亭、大众茶社、露天茶园、餐厅、冷饮店、照相馆、小卖部、儿童乐园、观光动物笼栏馆舍等等，改建完善文化宫内道路系统，露天溜冰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原有设施，改造增建各种花圃长廊，亭台水榭和花木绿植。
文化宫是解放初期建成的重庆规模最大、设施最全、景园最美的城市公共空间，吸引了无数市民的踊跃参与，成为重庆人民美好生活的秀场，青少年时期居住在附近的著名建筑师李秉奇先生曾经是文化宫的常客，谈起其中的各类场所及各种活动时仍津津乐道、历历在目、喜不自禁，并惊叹前人依山就势、随地赋形，特别是在处理地形高差、创造特定场所与景观的能力与成就，可惜后来遭到了不同程度影响和破坏。
因此，在这次文化宫历史环境的保护与提升中首先要通过各种渠道尽最大可能收集相关的历史信息。能“保存”的要尽量保存，能“修复”的要尽量修复，在充分体认原设计“在地性”、“自然主义”的原则精神下，根据具体情况作优化处理。
如红星亭及原川东师范旧址上，廊亭、鲁迅像及其前面的花圃水池都应该原貌“保存”，以体现岁月印痕的“年代价值”。
大礼堂前原是结合地形下沉式广场，有较高的梯道与大礼堂前平台相通，使得大礼堂显得更为高大伟岸。后来在该处修所谓“渝澳国际艺术中心”，将广场地面抬高，减弱了大礼堂宏伟气势，而原有设计结合地形下沉式广场，使大礼堂显得更高大伟岸，应予恢复（图五）。
图五文化宫大礼堂原有结合地形下沉式广场
（使大礼堂显得更加高大伟岸，应予恢复）
所幸，原广场地面长成的两株高大榕树得以保留，成为此处不可或缺的景观要素。建议此次修建地下车库时，其顶面与原下沉广场地面齐平，上述两棵大树不得移除（图六）；并恢复广场两侧半圆形带美人靠座椅的花圃廊架及与大礼堂前平台相接的梯道与堡坎。
图六：大礼堂前原有下沉式广场保留的大树现状
（应予保留，不得移除）
其次，要准确把握文化宫历史环境园林景观简朴、实用、自然、生态的总体调性，突出“在地性”的“自然主义”特征。同时引入现代景观“场所化”、“生态化”、“艺术化”的理念，在现实条件下有所作为，但不宜多搞所谓“豪华”、“高档”的硬质铺装。
总体而言，现在文化宫内林木丰盛，长势良好，园林景观的“底色”不错，无须作太大改动，重点在主要道路两侧行道树树池和红星亭景区等多级堡坎台地上以及其他适当地方增色叶植物或花卉作为“地被”，以丰富景观层次与色彩。
再次，由于文化宫保留有不同风格的建筑，要有意识地利用园林景观起到整合、协调、消弱“矛盾”、美化环境的作用。
最次，大礼堂（含马鞍山）—文化宫—大田湾是一个整体，要强化三个片区之间的交通系统、景观系统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地面、天桥上的绿植，应视为这种有机联系的视觉纽带，三个片区不能自行其是，三个设计团队要加强彼此间相关工作的协调配合。
五、建成遗产保护的设计机制
建成遗产的保护工程是一件十分严肃且慎重的事情，其设计工作本质上是一件专业性极强的研究型设计课题，有一套严谨的法规和程序。其中设计前期的调研尤为重要，设计师必须对课题对象的历史信息进行全面、深入而不带主观臆想的收集和梳理。包括建成遗产原始设计图说；老照片及相关的文字资料；走访历史见证人取得回忆记录；对历史环境进行细致的现场踏勘检测等等。在充分掌握建成遗产的全部历史信息之后，以此为依据，对课题对象进行认真的状态评估和价值评估，进而依据对建成遗产保护的学理认知和实践途径，制定正确的技术路线和具体的措施。
显然，“建成遗产”—“历史环境”的保护设计应该委托能够胜任的人员进行，包括设计团队应该具有学术高度、专业水准和职业精神。一般而言，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投标而且是以“低价中标”的模式是很难确定适任团队的。这种商业团队以赚快钱为目的，往往缺少精益求精的意识与使命，更不要说相应的担当和责任了。
诚然委托由适任团队来承担，可能设计费用较高。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优质优价的体现。实际上，在国内，设计费用在整个工程费用中的占比极低，如果能够使得建成遗产的纪念价值和当代价值最大化、最优化，与其长远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综合效益比较起来是十分划算的。同时适任团队不会无端地对历史环境中并非有承载价值的遗产本体作价格昂贵的“穿衣戴帽”，而将节省下来的工费用在该花的地方，也是贯彻厉行节约、反对奢靡之风的国策必备的素质和使命。
现在，文化宫片区的设计已远远滞后于政府规定的施工进度的要求。但还来得及补救：一是已经确定的地下工程(包括地下车库和管网）可先行开工建设；二是最重要的文保建筑与历史建筑，重庆市设计院保存有全套施工图纸，而且在李秉奇先生担任重庆市设计院院长期间，对市院在民国时期直至解放后20世纪80年代的全部手绘图纸进行了高清晰度的扫描转化，使之变成更易保存使用的电子文件，可以进行征用。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真实还原历史原貌，又可以节约大量时间，无需另外设计。当然，对这些文献资料必须怀着敬畏之心，下功夫进行仔细解读、真正吃透。特别是对那些精美的“粉塑”“浮雕”和斩假石饰面要通过这次“修复工程”获得和“延续缔造它的建造能力”。
显然，文化宫是重庆市设计院（前身公营重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部）的原创作品，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征用时，在设计文件上应标明市院的权属，同时也应给予市院以适当的经济补偿。
另外，必须申明，徐尚志大师虽是重庆市设计院前身“公营重庆建筑工程公司设计部”的负责人，但文化宫各项工程的具体设计人及绘图、审核、核定都另有其人（见原始设计图签），如文化宫大门、大礼堂的设计人就是龚达鳞，直至退休都一直留在市设计院，当然，徐大师作为设计部负责人，自有其职责与作用，他们的功绩都不应被忽视和埋没，可以利用在光荣榜电子屏幕上展示图纸的形式加以纪念。
总而言之，只要理念正确、思路对头、举措得当，本项目的设计工作量和施工工程量都会比现方案大大减少，同时把节省下来的大量资金用在刀刃上，把“建成遗产”—“历史环境”的保护与传承做得更好，把政府要办的好事真正办成好事。
注释：
注1：常青，《关于建成遗产问题的批判性认知与实践》，《建筑学报》2018年5月刊；
注2：陈荣华，《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参考文献：
1. 常青，《关于建成遗产问题的批判性认知与实践》，《建筑学报》2018年5月刊；
2. 陈荣华，《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甲子纪》，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图片来源：
图一、图五：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市文化宫片区建筑保护修缮及外立面整治提升设计方案》
图二、图三：重庆市设计院文化宫原始设计图纸
图四：来自网络，左力提供
图六：贺黎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