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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丨巴渝夯土碉楼大量涌现的社会历史因素

文化交流
2018-08-24

夯土碉楼作为夯土建筑的重要类型,自清代中期以来,在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整个巴蜀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社会治安形势不佳的大环境下,夯土墙厚重坚固、易于防守的特性,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青睐。各地乡村又兴建造寨堡、碉楼之风,为夯土民居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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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望楼型碉楼——南川石溪王家祠堂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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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渝北复兴镇煤矿主建立的龙王洞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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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板桥镇喻氏碉楼

五方杂处环境下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1 明末清初 

“川省自经明季兵变,地广人稀。(1)”土著千万家仅存一二,巴蜀大地到处都是可耕之田,却无耕田之人的荒凉景象。清政府为了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垦殖的政策。一方面,为激发地方官和缙绅劝民垦殖的积极性,顺治十四年出台招民垦荒奖励政策“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两千顷以上者,记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记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记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匾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分别治罪。”(2)康熙十年(1671年),为奖励官员招民垦殖,规定“如该省现任文武各官招来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垦荒成熟者,不论俸满即升,其各省候选州,同州判,县丞及举、贡、监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县职衔,系开垦起科,实授本县知县。”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清政府为进一步奖励官绅发展垦殖,规定“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3)

另一方面,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殖。如顺治十年(1653年)政府出台政策“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 ”。(4)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又出台政策“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再次出台政策“以四川民少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永给为业。”(5)到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规定“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五十亩,若其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田增二十五亩, 实在老少丁多不能养赡者,临时酌增”(6)。同时,轻徭薄赋,起科年限一再延长,以减轻农民负担。

在清政府惠民政策的引导下,湖广大量移民入川,为巴蜀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新的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巴蜀各地形成了“五方杂处”的局面。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如康熙十年(1671年)重庆府的耕地面积仅仅12.4万亩,但是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重庆府耕地面积已经达到1259.76万亩,不到六十年,耕地面积增长超过100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治安问题的频发,使得三峡地区居民建设住宅时,为了保障家人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将治安防范因素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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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古溪镇碉楼

1、无业流民沦为盗匪,扰乱治安

经过近百年的轻徭薄赋、移民实川,至康熙末年,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川省田土已被开垦殆尽。至乾隆中期,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三峡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已难以承受更多的人口迁入,人地矛盾已经凸显。如清初重庆府人口约2-3万人,至康熙六十一年,重庆府总人口已达56万人。到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达到230万人,人口密度超过70人/平方千米,成为整个巴蜀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7)

但在巨大的社会惯性下,移民进程并未止步,众多远道而来的移民面对入川之后无地可种、衣食无着的困境,为养家糊口,往往不惜铤而走险,导致“川省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诈扰抢夺之案甲于天下”(8)。当时四川巡抚纪山在奏折中说“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强索酒饭、盘费,行凶抢夺,往来招示,羽党渐多。”(9)《三省边防备贤·序》中亦称啯噜“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以外省无业流民为主要成分的“啯噜子”在三峡地区横行不法,加上青莲教、白莲教、哥老会等秘密社团组织隐匿流民之中,推波助澜,给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危害。

地处交通要道的巴县(巴南区前身)是当时三峡地区流民形势的一个缩影,境内“五方杂处,百货交通,贾舶行舟往来停泊,游民结队百十其群”,庞大的流民群体加剧了匪患的滋生,“故川省难治之区,重庆为最”(10)。如清代巴县档案中就有关于入川移民衣食无着,被迫为匪的记载。

四区县交界处的山区,更是匪帮横行的重灾区,如光绪三十二年(1909年)“江、巴、长、涪等属,七八月份,叠出劫案,居民不安生业,行旅各有戒心,而两邑交界之区,尤为匪徒渊蔽,往往越境滋扰,肆意横行。”(11)匪帮不仅数量多,而且实力强大,甚至可以将一个师的正规军击溃。如1920年10月川军熊克武、刘湘进攻据守重庆的滇军,驻守永川的滇军朱培德部驰援,在白市驿遭到巨匪廖登瀛截击,全师溃败。

2、主客矛盾导致的社会治安环境不佳

从清初开始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带来众多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根治的矛盾。移民与土著之间,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以及从不同地区迁来、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和信仰的移民之间,矛盾重重。

首先表现在,三峡地区移民会馆组织极为发达,移民会馆遍及乡野城镇。不同籍贯的移民,根据籍贯,成立会馆,既为强化族群认同,更是同籍贯移民互帮互助、加强凝聚力,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下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移民会馆以福建、江西、广东、湖广会馆为多。而湖广会馆总数多于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会馆,这与湖广人占主体,势力较大不无关系。民国《涪州志》载涪陵“自楚迁来者十之六七”。相对来说,移民中的弱势群体,则更加团结,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移民会馆较之湖广会馆数目多。

据张勇、严奇岩的研究(12),主客矛盾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族群界线分明。如客家人“住山不住坝”,湖广人则“住坝不住山”,故而在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巴蜀地区的湖广移民称客家移民为“山上人”,客家移民则称湖广移民为“坝上人”;客家人自称“广东人”,湖广人则称广东客家人为“土广东人”、“苕管儿”,客家人自称客家话为“广东话”,湖广人则称客家话为“土广东话”,歧视意味明显。处于弱势的客家移民,为了能够在湖广移民占多数的社会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威望,势必更加团结。也势必更加注重家庭防御。故而,客家土楼、碉楼在三峡地区落地生根,传承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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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大顺乡瞿九畴夯土碉楼

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导致的社会治安环境不佳

武隆县、南川区、涪陵区、巴南区等三峡区县,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土地兼并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加上官匪沆瀣一气,打家劫舍,农民被迫起而反抗,农民战争此起彼伏,给社会治安环境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以南川、涪陵为例,清代中期至民国末年重大兵事如下:

南川重大兵事

——清代中后期,县人响应川楚白莲教起义,与清军多次作战;韦少闲、罗声虎等传播青莲教,率众起义,联合贵州义军,多次在县境之内与清军作战;清朝晚期,太平军石达开部两次过境,并与清军激战。清同治二年(1863年),贵州数千起义军入县境,与官军激战;1916年1月北洋军齐燮元率兵2000余来县驻防,拉兵派款,奸淫杀戮。半年间城门少开多闭,诉讼、交易停止。1916年6月,黔军入川,驱赶北洋军,与齐燮元部战于梅垭;1923年6月川军第三、七师各派兵一团来县,与驻县黔军第二旅激战来游关,黔军退半河。后黔军反攻,川军撤走。黔军驻守县城后,派款、拉丁、抢掠奸淫更为疯狂。1926年春,中共南川支部建立后,组织农民武装围攻县城,继而又建立平民革命军抗税、抗粮、重创团丁和军阀武装,筹建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抗战时期,南川县境先后遭日军轰炸5次,造成大量人员财产损失。1950年,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按照国民党中央溃逃时的部署,分别集结部分溃散的国民党官兵、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裹挟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组成“九路军”、“反共救国军”、“国民治安会”等21股共计1万余人的土匪武装,分布全县39个乡镇,并与临近的巴县、涪陵、正安、道真等地土匪串通一气发动暴乱,并乘人民政府征粮之机,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摧毁公路、桥梁、电话电线,攻打水江、大观等区人民政府,杀害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抢劫群众财物。经过半年的剿匪作战,全县土匪土崩瓦解,南川境内靖平。

涪陵境内重大兵事

——嘉庆二年(1797年)十一月白莲教起义军王三槐部由黄草山入境,活动于州属长江北岸月余。嘉庆三年(1798年)十月,白莲教林亮功余部王光祖、包正洪等占据长江北岸。嘉庆四年(1799年)二月,徐天德、冷天禄与清军勒宫保部大战。七日,教军攻占鹤游坪寨,富户趋避涪州。嘉庆十一年(1806年)涪州人王宇崇率众起义,响应长寿马鞍山白莲教军起义。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八日,鹤游坪青莲教首领刘汶澧起义,半夜攻占鹤游坪分州署,杀死州同昆秀。九日,涪州把总龙安邦传令州属北岸民团会剿。十五日,刘汶澧兵败被俘,押解至州城被杀。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太平军石达开部,先后两次进入州境,与本地团练及清军激战。李、蓝起义军诸部进军川东,会师鹤游坪。民国九年(1920年)10月中旬,川、滇、黔倒熊克武联军吕超、卢师谛、石青阳、黄复生诸部由重庆溃退涪陵,遭县人王立山匪队袭击。石部汤子模旅在千块石与王部交火,王战死,余部数十人被俘,杀戮于城南三抚庙前,汤旅亦死营长1名,士兵15名。汤部与吕超部在涪陵预征粮税,开民国预征粮税之始,强卖仓谷、劫掠商旅,以充军饷。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川东边防军司令石青阳率汤子模、周西城两混成旅,由彭水攻涪陵川军袁彬部,袁彬败去,汤、周进驻县城。7月川军第二军杨森令参谋长王陵基率部助袁彬反攻涪陵,汤、周败走。王、袁驻涪陵筹火饷2万元,制发一元券在市面流通,许以次年粮税抵还。8月上旬,袁部撤离,周西城部贺龙、姜国藩等团入城。11月,周西城制发一元券筹借15万元,亦用次年粮税作抵,又设禁烟罚金处、大小河流护商处,并开征鸦片出口税,共得20余万元。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周西城部毛光翔团拍卖盐商盐3000包,得2.8万元,又派物产捐80万元,未及收齐,川军第二军李雅才旅和北洋军于学忠旅及三师罗团攻打涪陵,周西城部败走南川。李、于、罗部入城遍街搜索,劫掠财物,未久离去。周西城部返驻涪陵。12月,川军第二军杨森部攻涪,周西城败走,杨森不何金鳌旅与黔军二师彭汉章部驻涪,何部收编龙潭土匪赵海洲部。民国十三年(1924)年,彭汉章、何金鳌证物产税60万元,以黔六川四瓜分,又发一元券抵借15年粮税。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黔军李燊部败走涪陵,川军第二军郭汝栋师进驻涪陵,两军进出,索饷近40万元。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郭汝栋在梁山通电就任蒋介石所委任的二十军军长职,组成倒杨(森)联军,兵力集结在梁山、开江一带,24日,倒杨联军败退入涪陵境内,杨军南北两路攻涪。30日,杨军在珍溪、清溪一线截击正在渡江的倒杨联军赖心辉部,俘虏1000余人。6日,北路杨军渡江突入涪陵城,被郭汝栋、赖心辉两军拼死反攻击退。杨军5个团自万县乘轮船往援,7日抵达涪陵,展开激战,两军死伤1000余人,百姓伤亡600余人,联军败走南川、綦江,范绍增部退木洞。杨森以其第四、十两师驻涪陵。5月24日,中共涪陵县委在新胜镇组织农民武装300余人,在三合场发动起义,打出“平民革命军”旗号,但不久即在地主武装镇压下失败。6月17日,中共罗云支部在涪陵县委领导下,在罗云乡组织发动“土地会”起义,起义军攻占罗云场,处决恶霸地主20余人。25日,附近地主团练武装数百人开赴罗云场,杀害土地会会员20余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郭汝栋军再次攻占涪陵,并预征5年田赋,积极剿共,在郭军盘剥之下,涪陵人民陷入水深火热。7月,中共四川省委和涪陵县委组织抗捐斗争,并组织抗捐军,8月19日,第一路抗捐军歼灭郭军一个营,攻占蔺市镇,进逼涪陵。但在郭军剿抚并用的瓦解镇压下,抗捐斗争失败。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第二路红军游击队在罗云坝成立,转战涪陵、彭水、丰都、石柱等县,一路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队伍由500余人发展到2000余人。7月下旬,游击队遭杨森、陈兰亭部和地主武装数千人围攻而失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田鹤鸣、戴北星等发动土地坡农民起义,坚持月余失败。

从上文中可知,清代中期以来,三峡地区遭受了频繁的兵祸,散兵游勇四下侵夺,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的破坏。而兵祸又造成匪祸,如咸丰十年(1860)李、蓝军队进军重庆府,次年石达开进入巴县,都造成了地方秩序的失控,“发匪由丰盛入木硐……四乡土匪蜂起,□□等乘夜吹筒,各持刀矛喊称贼至,惊动地方”(13)。百姓生命财产无从仰仗,备受盘剥,唯凭修筑碉楼聊以自保。(14)政府的鼓励,更加快了碉楼的发展,如清嘉庆年间 (公元1796-1820年),为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朝廷鼓励民众多建碉楼寨堡自保。据《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二载记载,“(嘉庆)五年以前自寨堡之议行,凭险踞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州县之间,堡卡林立”。民国期间,豪绅大贾、退伍军官,鉴于当时的社会形势,亦积极修筑各式碉楼,其中以夯土为主建材的碉楼比例最大。农村夯筑土楼、碉楼成风,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20世纪八十年代尚有新的碉楼建成。 

(四)巴渝夯土碉楼大量涌现的历史社会因素5585

涪陵大顺乡惠万新碉楼

(四)巴渝夯土碉楼大量涌现的历史社会因素5598

江津会龙庄庄园碉楼

注释 

(1)《清史稿》卷120。

(2)《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90。

(3)《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册,P137。

(4)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5)《清史简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P142。

(6)嘉庆《四川通志》卷62。

(7)周勇,张瑾《重庆历史上的大移民》[J],《资政育人》2006年3月。

(8)巴县档案6-7-133:《为政之要重安民,而安民莫先除暴》。

(9)《清高宗实录》卷203。

(10)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11)巴县档案6-6-1762。

(12)张勇、严奇岩《浅析四川移民的两大族群及其文化类型》[J],《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1期。

(13)巴县档案6-28-10566:《仁里十甲报发匪入境,四乡土匪蜂起》。

(14)蓝勇,曾小勇,杨光华等《巴渝历史沿革》[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文 / 城市文化与建构研究所